要充分认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我们看待“双碳”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四个自信”的角度进行解读阐发。从道路自信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是整个人类文明未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从理论自信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当代人类文明建设中极具超前性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自信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传承悠久，并提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制度。从文化自信来看，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向来都很重视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当今中国更好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要深刻认识“双碳”目标对中国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就是碳达峰和碳中和。到某一时期或者到2030年中国的碳达峰达到一个最高的限额以后，后30年我们承诺要通过其他的各种途径，包括绿色发展实现零排放，这件事情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其实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全新现象，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的自我约束和挑战。为什么要碳达峰呢？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温室效应有多大的联系、与气候变化有多大的联系？主流的科学家认为有一定影响的，原来我们讲地球之所以有人类，是因为地球生命圈适合。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的产业链中断，地球的环境反而发生了比较好的变化，这样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地球是有影响的。有一些专家明确算出了碳排放的数量和地球升温的速度或者程度之间是有内在相关性的。可以考虑从这个角度约束人类和自我的行为。

　　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到底是多少？道路还有多远？也许我们的发展因为碳排放而受到某种约束，我看到一个目标值说到2030年我们的目标是120亿吨，如果真正实现这样的话，等于我们未来的空间剩下了10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快速发展的节奏恐怕就会多少有所遏制，这一点现在看来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关于碳排放与我们GDP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GDP的每一个百分点增长所消耗的资源能源和环境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碳达峰就是达到国家有限人口范围内最高的水平，如果不是改变了能源结构或者排放的数量，就意味着它是经济发展的峰值，这个峰值在中国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实际上联系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除非我们改变能源结构，让包括像清洁能源占到更多的比例。

　　关于碳达峰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我们总是讲碳排放的总量，而不去讲人均GDP的碳排放，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们的人口体量和结构跟不少国家都不同，我们现在的人口已经是14亿多，印度13.7亿，这样一种人口的增长情况，必须考虑到人均GDP的碳排放。2013年日本碳达峰的时候人均GDP是4.09万美元，我们前年是1.2万美元，两者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很低的人均GDP情况下开始了碳达峰，所以这个差距构成了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关于碳达峰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国的迅速城市化，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实现。201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60%，而发达国家是80%甚至更高，巴西尽管是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率在碳达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85.8%，所以城市化率必须继续增长。

　　从产业结构来看，碳排放主要是在第一、第二产业里面，尤其是第二产业，而服务业的比例与碳排放关系密切。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它的服务业已经达到了73.9%，巴西达到了61.3%，日本是71.6%，而我们现在才53.9%，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现在的工业增加值仍然非常之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如何调整？能源结构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现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即便是化石能源也主要是天然气和石油，而中国现在煤炭占比非常高，2000年是14.7亿吨，而2019年增加到了48.7亿吨，增幅是两倍多，这个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在未来应该怎么样来看呢？从世界范围来比较，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英国1991年32%，德国1991年是41%，美国2007年的时候是26%，日本更低一些，巴西也更低了，所以这样看清洁能源的建设极为重要。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来看，电力部门仍然是碳排放占比最大的。我多次去湖北电网做宣讲，也在不断地学习调研，了解到电力部门大概占比40%多，交通运输占20%，工业一般的碳排放占10%多，所以对于一般的单位来看部门结构的调整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现在碳达峰方面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等。

关于以“双碳”目标驱动绿色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做了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报告的核心就是要监测我们GDP的绿色程度，其中就是要把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方面带来的负面因素剔除并加以运算，而且要算出绿色GDP的发展指数。我们依托于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来谈“双碳”和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

　　现在颠覆性提出传统能源的清洁化改造的问题。颠覆性技术实际上是未来真正绿色发展的关键，比如说关于中国的核太阳能，我记得我们光电国家实验室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太阳能的转化，现在中国的太阳能技术已经成为了世界之最，但是它的存储和远程传输的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也希望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更多的技术进步。关于系统性变革的问题，现在看来清洁能源的使用是要求我们有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包括公共出行、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绿色化转型，而根本的其实还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认知。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根据作者在第九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双碳’目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