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分析的，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特定视角上，要提到中国发展的所谓“密码”，有一个“地方竞争”概念。有的经济学家说破解中国经济能够在前面几十年内有超常规发展的答案（谜底），就是强调“地方争先恐后的竞争”。这样一个看法，虽然学术上现在还不能说多么完备，但是确实很有启发。也有学者把这样的一种竞争，表述为“地方政绩锦标赛”。这个解读框架之下，是认为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有一种大公司式的争先恐后对于自己政绩的追求，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带有超常规发展特征的动力机制，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这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有关。但是在发展阶段转换中，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结构优化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期里的关键，怎样在决策上明确了“不以GDP论英雄”以后，贯彻新发展理念，那么就必须落实到“以什么来论英雄？”——速度、效益、协调、生产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必须作为代替单一GDP指标的一种考核标准，取代单一GDP的“双碳”绿色指标的加入，是顺理成章、必须做好的。

      “双碳”目标的考核，将首先是使我国发达区域更加注重“单位GDP能耗”等指标的优化——从全中国来看，这个指标现在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到三倍；在同时，还要控制总体的碳排放，要争取在2030年碳达峰以后，再通过碳减排和加上碳汇（碳捕捉）水平的提升，最后达到碳中和。这个路径之上，“双碳”目标考核在促使发达区域的发展模式要有升级特征的同时，也会使欠发达地区在追赶发达地区的努力中间，在继续加入地方竞争的过程中间，及早注重清洁发展机制的积极构建，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这种老路，由粗放型的发展，比较快地转为集约型的发展。这样，将使我们中国欠发达地区，把现在可以看清楚的在追求“双碳”目标发展道路上的一种“后发优势”体现出来：根据前边已经形成的教训、启示，欠发达的后进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及早在集约发展方面避开先污染后治理老路。

        这样一种升级版的地方竞争中间，我们中国不同地区的“双碳”努力，还必然会受到国际环境中和绿色低碳相关的制度建设、机制转变的影响。比如我们这几年高度关注欧洲方面已经率先积极考虑所谓“碳关税”，或者叫做“碳的边境税”这样一种调节机制。这种外在压力、影响作用，和中国自己内部主动追求“双碳”目标，可以形成合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构建自己的环境税体系这个方面，后续措施将有一种“内生性”——中国人自己意识到必须以这种更完备的环境税体系，来校正经济发展中间所谓“负的外部性”，这样一种我们自己在税制改革、财税体系和整个调控体系的变革方面的努力，会和外在压力合在一起，促进和加持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

       那么，我们必将还会看到继续推进的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绩锦标赛”的竞争，由于“双碳”目标加入之后，行为动机会发生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各个区域发展模式，与升级轨道的“绿色低碳”来趋同的——它内含着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这种“一体化”倾向。在各个区域的“绿水青山”对接“金山银山”这方面，虽然还会各具特色，各有差异，但是区域之间的发展理念、发展态势、实际的价值认同，会更具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下可持续发展的一致性。客观上，这也将促进中国区域差距的控制和缩小，以及助力于社会总体而言的共同富裕。而且，这也对应到中国决策层早就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包容性发展，而且也对接到全世界人类文明提升过程中，大家都认同的必须推进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这种趋同的进程，还可以和其他多方面的高质量升级发展的努力相配套。我们愿意特别强调：中国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是龙头因素，它是纲举目张的“纲”，只有努力使中国的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才能充分打开支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才能有效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现在我们还在纠正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这样的偏差。在系统工程持久战的大框架之下，我们要全力争取成功地循序渐进来推进“双碳”目标，更好实现中国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总体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这种升级发展，也合乎逻辑地将对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在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在和全球大区域概念之下解决人类所谓“南北问题”（就是发达和欠发达区域共同发展问题）这方面来说，我们要在推进“双碳”目标的同时，更好地凝聚合乎共同价值的绿色低碳发展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在中国自己更好协调区域发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将积极对接全球大区域概念之下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全球、全人类应尽可能推进的和谐发展。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