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二项：专家讨论

石定寰：下面进入今天会议的第二阶段，与会专家讨论。前面有关领导把这次会议的背景，包括我们的期许、希望，还有基本的框架、蓝图向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下面围绕今天的主题来进行讨论。讨论之前我们请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中关村合众创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胥和平发言，和平院长为这个事倾注了很多的精力，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观点，请他先做一个引导性发言。大家欢迎！

科技部原调研室主任、中关村合众创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胥和平：

　　刚才一平主任已经介绍了这个报告，最近两个月以来，我参与了对这个事情的探讨。深圳的发展我们一直在关注，去年白局长带着我来了好几趟，去了很多城市，去了汕尾、云浮、广州、东莞、佛山，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对深圳的发展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对珠三角的发展都比较关注。其实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十八大以后，从我们研究界来讲，或者说北京的研究界来讲，有一只眼睛一直盯着南方，希望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这个地方能够出点彩，希望广东出点彩，尤其是希望深圳能出点彩，要提出一些新的理念，要有一些重大的举措。但是坦率地讲，没有看到！深圳做得很好，转型做得很扎实，因为深圳转型了两次，一次是1995年前后，一次是2005年前后，大概在2004年春天我来到深圳，那时候深圳市正在组织开年度的会，李鸿忠正在起草文件，把”自主创新”这个东西写进了文件，接着2005年做了 “自主创新”的规划。1995年在全球经济过剩的情况下谋划经济转型，在2005年再次谋划经济转型，为深圳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深圳今天和过去10年、过去20年有很大的区别。最近我们都在讨论，说世界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其实世界经济没有出问题，是世界经济从1910年代那种经济模式和增长方式，那种产业发展态势，到今天走到头了，不管你好不好，都到头了。美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上半年破产，美国底特律三年前破产了，这一批企业全走到头。不是你干没干好，不要纠结于这一点，就是走到头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的本质，很多人老要琢磨是我们哪里干错了，谁都没干错，就是这一波过去了。所以总书记在2013年9月30号在中关村调研学习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世界经济要“换场”了，这才是本质。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讨论不在点子上，有的说政府政策不对、企业创新有问题、敌人又刁难我们了，那只是表象，原因是世界传统经济走到头了，传统贸易走到头了，传统房地产也走到头了，这是问题的本质。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再考虑应该怎么转型。

　　所以我们一直期待着广东或者深圳能够再次给我们一些引领性的东西，深圳没有推出，非常可惜！十八大以后，总书记首先到了广东，要讲开放，要讲创新，要讲引领性的发展，要讲排头兵，但是这几年总书记到很多地方都讲“排头兵”，很多地方都在部署。所以深圳急需现在能出现一个引领深圳发展的东西，引领广东发展的东西，能让全国乃至总书记眼前一亮的东西，这才是深圳转型发展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体量还得大，概念还得新，模式还得新，运营机制还得新，必须找到这样的东西。刚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秘书长去了硅谷，他在硅谷给我打电话讲了一个小时，我们见面吃饭又讲了一个小时，他讲了一个我感受非常深的东西，他去感受到我们大家都在学硅谷，我们学硅谷的创业，我们学硅谷的新技术，在微观技术层面上谈了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判断被他找出来了，硅谷一直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它带动新经济的发生，然后扩散到全球，然后把全球经济带动起来了，它一直是发动机。所以它就非常敏锐地告诉我们，深圳要让中国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就是深圳必须作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你最起码做广东的经济发动机、南中国的经济发动机，最后做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这才是深圳真正使人眼前一亮的东西。那个发动机是要有体量的，你不是光出两个东西就行了，你要有新的业态，要有新的发展空间，“中国科谷”正是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从这个层面理解，我们一下把方向就找到了。本月5号我们在北京讨论，志远主任去跟我们讲，这个十三五规划明确讲的叫“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个定位就非常有意思，再次扣上这个话题了，国家有部署。其实这个事也有点背景性的问题，2009年在总结中关村20周年的时候，那个报告是我写的，当时写了好几稿没通过，最后让我来写，我重新开了三天会，写出了一个报告，最后写“北京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最后就通过了。北京部署了几年以后，2014年总书记到上海讲，你们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这两个“创新中心”出来以后，各地都在想，天津马上提出自己是“全国产业创新中心”，你别看这个微妙的变化，都紧紧盯住了自己可能突破的大方向。我们一直讲深圳的科技创新做得是不错的，2005年总结4个“90%”，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么多年新兴产业又起来了，科技产业起来了，科技产业创新的概念再次提出来，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空间载体，需要一个大的部署，能够带动原有产业整个转型和升级。我还注意到深圳的马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叫“高位过坎”。这些问题凝在一块，我们急需要一个能把创新力量整合起来，把创新资源聚集起来，把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能够协调起来的新的空间。“科谷”刚好能承载这个东西，小了还不行，你弄个园区，弄几个新兴产业，都不足以承载这样的重大命题。所以“科谷”的概念，不管从深圳的发展来讲，从国家目前的任务来讲，还是从全球的发展格局来讲，都非常重要。这是老领导跟我们强调的，我们讨论了好多次，这一点抓得非常好。

　　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很多东西就派生出来了，深圳的转型发展思路，深圳引领南中国发展的大的思路就出来了，把一些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做出来。包括一平主任刚才谈了很多园区建设的好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仅仅是一个蓝图，往下做的时候，需要像我们吴董事长这样对产业有深刻理解，对未来有敏锐的把握，还有足够的投资能力的人，还有产业整合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整合的就不是传统的建筑行业、建材行业，你要成为新兴产业的引领者。在北京我和白局长参加了几个产业集团的讨论，比方说华夏幸福，他们是做产业园区的，包括合众，他们一边做保险，一边做地产，也都在谋划转型。现在看，通过一些地理空间，把科技的概念放进来，把创新的概念放进来，然后把一些产业力量放进来，形成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的业态和增长点，应该是我们传统产业要关注的，传统制造业要关注，传统房地产业都要关注这些新的业态。金融业转型也是很大的事情，金融界整个找不到感觉。其实金融业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在批评金融业，实际上这不能说金融业有问题，它的业态就是那样，传统金融业是针对大规模制造去的，最早是跟着美国修铁路去的，它是大规模制造下的金融，现在这个新金融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要发生变化，面对新技术、面对新的投资业态，面对新的投入方式，金融业需要转型，刚好我们这个空间面对金融业的转型也有了，所以这样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把它做出来。我们去年开了几次会，白局长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讲法，叫“新经济综合体”，就是拿出一个地域空间，把各种创新资源、各种新的经济形态都做进去以后，然后一个新经济空间性成长会非常快。这都是我们讨论“科谷”或者新产业园区，新经济带发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路。

　　大家现在都在谈新经济，它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两天讨论得最热闹的是讨论上海和深圳，叫做“上海、深圳之争”，深圳大学有一位魏教授写的文章说上海根本不是深圳的对手。我也看了他的文章，不管这个结论大家认可不认可，但是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现在的经济之争不是想的今天，问题不出在今天，想的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的地区之争、产业之争，是国际的产业之争。现在你说做汽车、做投资，哪个行当大体上想的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不是今天的事情，做能源肯定是1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对城市发展而言，对城市大的构架发展而言，很多新经济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投资规律不一样，运作机制不一样，包括企业运作的框架都不一样了，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借今天这个机会，借“科谷”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话题，来研究传统企业转型的问题，来研究传统产业的转型问题，来研究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一个综合的问题，就成为在当下对企业、对市政府、对省政府，包括对全国都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话题。这是我们前一段在讨论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思考，也算对余主任那个问题的补充，秘书长让我补充，我就做一个补充，我先说这些。

石定寰：刚才胥和平主任做了很好的发言，他把这两年对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情况做了很好的描述。我个人理解，未来我们“中国科谷”就是由若干个新经济综合体组成。怎么组成？请白局长谈一谈。

中央政研室经济局原局长、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白津夫：

　　感谢石参事和刘会长给我这个机会来学习。深圳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我也是广东的咨询专家。深圳改革30年，中央确定18个典型，深圳是为首的，这个报告也是我写的，当时的题目叫做“横空出世看深圳”。马上面临改革开放40年了，深圳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现在提出这个改革，我觉得正当其时，一个是中国的发展有新的需求，第二是深圳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所以提出建设“中国科谷”正当其时，而且意义重大。而且刚才和平讲了，深圳对广东乃至全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创新驱动也好，转型发展也好，需要广东，需要深圳能够拿出一些可示范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欣赏和赞成这样一个提法。

　　当然，对于“科谷”的建设，或者“中国科谷”的建设，需要大视野的认知，大概念的推动，必须从时代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两个方面，如何从大视野认知这个问题。

　　首先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创新的大时代，这个创新大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我们的创新平台化和协同化。平台创新、协同创新成为新一轮创新大时代的主题特征，它是基于云、网、端为基础的，形成了这样一个突出的特征。平台创新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平台创新现在关注得比较多的有技术平台、服务平台，以及其他要素平台，其实更重要的是区域性平台。区域平台的建设是国家创新成功的秘诀所在，石参事看了硅谷以后很兴奋，硅谷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平台，也就是打造这么一个类似创新综合体的概念。在这样一个集聚了创新资源要素、人才、技术为一体的区域，放大了整体的区域效应。所以我们说新一轮的创新更多的体现为大区域的创新，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点。过去我们搞一个园区可以，现在园区也要转型升级。所以我特别赞成像“科谷”这样的理念，它适宜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平台创新的需求，把握这个脉搏，这一块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协同创新。这也是“创新大时代”的主题特征之一。协同创新，包括战略协同，包括区域协同，其实更重要的是金融协同，我在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候讲，只有金融协同才能带动区域协同，创新协同的意义非常重要，“科谷”建设有这样一个主体企业，加上众多的金融机构，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也去过硅谷，我们和中关村的谭主任做了很好的交流。硅谷的成功不单是技术，它的技术很多是源头萌芽状态，驱动它更重要的是金融，谭主任告诉我，每年硅谷风投资金的进入保持在100亿到300亿美金。那么5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每年有300亿美元的资金在这里涌动着，什么技术不给它发育起来？现代的创新，金融已经深度地融入其中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再是金融仅仅作为一个服务的定义，它们是一体的。我想大家要特别关注的是，我们现在讲创新驱动，我个人认为这只讲了半句，如果说得准确一点，应该叫“金融驱动，创新引领”。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是金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发展，这样的逻辑。

　　我还要特别请朋友们关注的，这已经上升到文件层面的，我们过去围绕着创新链条，在政府背景条件下我们提的是沿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现在在市场化条件下，这个链条倒置了，我注意到这次“科技创新规划”里面讲到要协调科技链、金融链、产业链、政策链。在我看来，我一直坚持创新这样的观点，就是以金融链支撑创新链，引导产业链，优化就业链。这种变化不仅是国务院的文件里面，而且在科技规划里，把金融放在这个链条的前面，我觉得这就摸到了创新的规律。对“科谷”建设，我们强调要以大视野认知，我们摸准了时代的脉搏，找到创新的规律，这是一个大的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要用大概念来推动，这是个大事件，仅仅从一般创新的角度是不够的，所以要用大概念来驱动。我们想这种大概念，就要从国家和深圳，乃至于整个创新体系上进一步观察。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从国家层面，我国创新发展要有新的内涵，这是我们现在迫切要破题的事情，我们老是提创新发展，要有一些新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有三层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我们面临着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问题。中国的创新到了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我们有新的突破，我们会上一个台阶，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找不到新的亮点，我们可能就徘徊在这样的水平。大家也知道，现在的“双创”整体比较来看，有些地方还是流于形式的，创新总体水平并不高。我们到日本专门为创新做了考察，看了东京大学搞的一些创新创业的东西，那是有实际内容的。中国有很多“僵尸空间”，我们现在的空间比创客多，我们看到确实很多地方是这样的情况，即使有些摆在那里面，活跃度、创新质量和水平也很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现代的创新，尤其在当下，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个是高新技术的低端化，这在长三角表现比较突出。我和胥和平研究苏州的情况，其实长三角抢抓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机会，所以长三角发展起来了，但是没有源头技术的注入，现在形成了高新产业的低端化，产业创新迭代发展，把他们甩到后面了，没有源头技术的支撑，这是一个倾向。第二个倾向，我们要注意的是技术殖民化倾向。当下的创新形成了“我研发你生产，我稳享技术的收益，你去承担市场风险”，而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迭代创新周期在缩短，不断把生产的压力压给企业，为什么这些掌握技术源头的发达国家，像美国、以色列，技术收益不断地膨胀，而整个我们的生态风险很高。从信息化以来，我们拿电视来讲，这一轮是大方头，然后是平板，然后是等离子、薄膜，一轮一轮甩掉了多少企业？所以这个问题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突出的话题，怎么样在源头技术上有突破、有创新，这是我们这一轮要特别强调的。大家看看总书记在创新大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着力于前瞻技术、战略型技术研究，要从源头上突破。否则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差得更远，甚至按照总书记讲，我们搞不好会落后整个时代。我和和平到美国去，他也有一些感想，他说看看美国这个世界老大，也没有看到发展怎么轰轰烈烈，靠什么来支撑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我想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技术殖民收益，它是源头，它稳享收益，你的生产搞成了，我要分享成果，不管你生产搞不搞得成，我的技术转移费是要收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要从代工阶段向自主研发来过渡，华为就是走的这样的道路，华为这个模式值得深层研究，就是在于它不满足于打工阶段，不满足于一般的生产制造阶段，华为立足于原始创新和突破，直到今天，在技术创新方面，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而且华为的技术转移费用很多，甚至打起知识产权官司了，这是我们企业的成长路径。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真是需要特别的关注。就是在创新发展这个方面，要认真来关注。所以我们要特别深刻地理解，总书记在创新大会上的讲话讲到这一点，这句话你们要认真理解，就是“通过创新来增强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这句话看着很坳口，但是意味深长。创新怎么去引领商品、资本、信息全球流动的能力？我认为这里面提出很深刻的话题。所以我们这个“科谷”建设摸准了中国发展的大脉搏，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从深圳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有新突破。刚才和平讲到了，我也一直在关注深圳，恕我直言，我认为深圳的创新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你们有很多优势，也有很多短板。别的不讲，我就讲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深圳应用创新优势明显，但是源头技术或者源头创新明显不足，缺乏全球科技领军人才。我上一段围绕着“国际人才港”建设做调研的时候突发这个问题，深圳缺少源头的东西，缺少领军性的人物，这恐怕是一个短板。另一方面，创融结合不深入。你别看深圳有风投、创投这些东西，创新和金融的结合是不深的，而且缺少有效的载体。你看上海，硅谷银行在浦东落地了，它有很好的载体，中关村也在打造中关村银行，而深圳缺少这样的载体。这是两个突出的问题。所以整个深圳乃至广东，创新处在一个瓶颈期。你们看最近广州给它自己的四个枢纽的定位，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特莫名其妙，你说物流枢纽可以，怎么叫科技创新枢纽呢？“科技创新枢纽城市”让我大惑不解。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深圳的创新要突出解决的战略话题就是深度国际化的问题。我们说美国有硅谷，中国有“科谷”，就是朝着国际化的方向，怎么把创新更好地融入国际。所以我想到了“科谷”的建设，可以突出在龙岗，但不能局限在龙岗，要深圳全域来规划，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要采取“四港联动”实现这个目标。

　　第一是要打造国际创新港，重点在突出平台建设。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港”呢？根据我们的调研和推动的情况来看，园区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政策平均化了，“科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在这个谷里面一定要分区，刚才一平讲了几个分区，我们强调为什么要有这个港的概念？是国际化的概念，通过打造这样一个港，营造和世界城市无差别的环境，这是一个创新的港，突出平台建设，特别是像国家实验室等等，一平都讲到了，我不多重复。

　　第二是打造国际人才港，这是我们在一个时期力推的一件事情。国际人才港这件事情是由国家人才领导小组，由中组部具体来抓，由留学人才基金会具体操办，已经13部委会签了。我们和龙岗探索过，在这样一个人才港里面，有很多政策可以和国际接轨。一个谷不可能给你完整的配套政策，但是人才港就在这里面，我可以有这样的政策，有创新人才的特殊政策，几个港连起来，就形成了你这个谷的特色。

　　第三是国际物流港。其实深圳在做“一带一路”这个文章做得不够，这是国家大战略，深圳在面向“一带一路”这方面区位特殊、地位重要，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出文章。真正集“一带一路”交汇于一体的不多，深圳是其中的一个城市，没有国际物流港这样的支撑，你进出就不灵光，所以在这方面要做大手笔。

　　第四是金融服务港。我们不是叫金融区或者什么区，其实在整个“科谷”里面，金融服务港必须建成，没有这一块，整个金融的特殊机制和政策就不能形成。用“四港联动”来推进“科谷”的建设，请各位考虑，不一定成熟。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整个“科谷”建设，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国际化的方向。我们不是仅仅做成一个像园区那样的东西，像自己划地为王式的东西，一定要市场化的运作，要突出总书记讲到的，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很遗憾，你们的科技规划把后面这句话丢掉了，没有把“主导作用”写进去。其实总书记讲话讲了，要突出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主导作用比主体地位更重要。包括“科谷”建设，不是政府主导，而是要企业主导，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成，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我们做的一定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这就解决深圳面临的突出的话题，就是深圳国际化的问题。刚才和平讲了，如果经济研究院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也希望新经济圆桌会议这个平台、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立体来报道，这样一个话题不仅是深圳的，对中国也有标志意义，我们可以在北京搞一次圆桌会议，请相关的部门专家共同关注，然后面向社会，能够争取一些有含金量的建议，也能够往上反映一下。

　　最后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把“中国科谷”能够务实地推进，能够在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谢谢！

石定寰：白局长在深圳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深圳的宏观经济、宏观的科技发展战略，同时对一些企业做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谈了大量的问题，他不仅是谈论理论的问题，而是把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有很好的见解。将来在“科谷”建设当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谷”一定要建立一个“科谷”的战略研究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发展态势将来一定要有，要凝聚一批像白局长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不仅通晓国际、国家的宏观经济、科技发展的走势、战略，而且对基层的情况、企业的状况又有比较深度的了解，两者结合起来，带动我们的发展。经常研究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和一些方向、指导性的问题，这个将来在“科谷”建设里头，这是很重要的一块，这也是一个灵魂。没有这个研究的话，将来很难做，所以这个问题将来可以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下面继续请一些专家来谈谈，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所长讲一讲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企业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

　　我赞成白局长讲的“技术殖民”的观念，美国之所以有硅谷，是因为美国有原创的科学理论，它有原创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科学理论原创的突破，高端的硅谷是很难复制的。我同意前面各位专家的看法，也同意深圳兴建“中国科谷”，对这个事情我是支持的。因为我对科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16岁考上清华大学，学的就是科学技术，我是学机电工程的，我的母校请我回去做报告，但是36年后的现在我发现机电工程在世界上的地位，除了表面有所改观之外，没有实质性的改进。36年了，我们的材料不行、工艺不行，10年前我们造汽车，国有品牌率占48%，10年后的今天我们造的汽车，外资和合资品牌占到85%，这是进步还是退步？！1980年的时候我到吉普车厂，那里一年产1万辆，现在产25000辆，我们用人家的图纸，生产一辆车高档车给300美金，低档车给200美金，这就是技术殖民，谁感受过这种耻辱？没有，我们都在举杯同庆。某个汽车公司和外资合作品牌的时候，都是举杯同庆，所以这个话题非常沉重。

　　我对中国有所了解，2000年的时候，我把中国的所有的省和港澳台都跑遍了，现在地级市走了1/3，后来温家宝总理安排我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的理事，也是希望中国在判断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有自己的声音，我在世界上也走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说美国的硅谷是20年前的概念，现在美国不止是只有一个硅谷，印度也不止一个硅谷。世界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比如说200年前，美国可能东部比较发达，150年前，美国的北部比较发达，就像刚才我们嘲笑的底特律。现在发达的是美国的西部，像旧金山这些地方。美国的下一个硅谷可能就是南部。美国这200年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我觉得惊人的相似，上世纪10年代、20年代是上海，上世纪40年代是东北，有伪满洲国的基础，有苏联红军的支持。六七十年代有三线，就是现在的西部，80年代才有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的南部。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南部没有到顶，也只是刚刚起了一个头。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应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显示了深刻的危机，现在深圳的GDP超过了香港，香港人老是“占中”，他们为什么占中？我就批评他们，我说他们没有创新。新加坡也请我去做顾问，新加坡就是有创新，创新是各个领域的。 。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DGP是相同的，但是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是香港的3倍，你没有创新就会走下坡路。新加坡这些年做了创新，而香港没有做，新加坡虽然也只是个弹丸之地，深圳面积也不大，只有1900平方公里，可新加坡只有500多平方公里，现在填海之后也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家同样可以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金融中心、人才中心，这是需要研究的。这两年来，在中央“双创”理念下，中关村也是紧锣密鼓地调研，中关村下面有25个园区。我们在世界上要定好位，在中国要定好位，要错位发展，才能有所收获，不能够茫然。实际上成都、西安、武汉、广州对深圳都会有压力，我们要先了解别人，才能够更好地谋划好自己，所以这个谋划是很重要的。深圳现在在全球创新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国内双创的大背景下，我们面临的形势应该说是严峻的，所以说深圳必须有更加大的动作。

　　记得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请我们来帮广东省写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争当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推行他的“腾笼换鸟”政策，腾笼换鸟提出来之后，执行相当困难，三年的政策压缩到一年来完成。深圳要想有长足的发展，也要有腾笼换鸟的想法。“中国科谷”的落地就是又一次的腾笼换鸟。当然这个腾笼换鸟不能来得太急，不能来得暴风骤雨似的，但是也不能来得太慢，一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都是不大的动作，应该尽快起步，咱们不是起步早了，而是起步晚了。如果说深圳不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有实际性的突破，可能就会沦落为第二个香港，我认为要有这种意识。

　　我们说所有的产业革命都是以科技革命为依托的，公认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理论是生物技术的革命，所以我认为深圳不能光定位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我们已经输掉了，我们高新技术产业85%都是被外资品牌控股的，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十几美元一公斤出售，它做成的产品都是几千美元一公斤的。你还没输掉吗？在石油时代，我们说自己是贫油国家，但是我们稀土很多，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却做不出产品。所以我赞同白局长的技术殖民的说法，美国是“智慧经济”，中国是“肌肉经济”，中国的肌肉经济过去30年就是为美国的智慧经济打工的，你没有这个认识，如果不知耻而后勇，就不可能在创新领域打一个翻身仗。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十大科技创新项目，每年都会公布10个，这10个里面有一个是中国的吗？没有。总书记对这十大科技创新项目特别关心，去年第一项是燃料电池，就是用氢和氧结合产出来水，驱动汽车行驶。如果那个是代表方向的话，那我们的两千节锂电池盘在一起的充电桩在全国“十横十纵”的布局就是浪费，所以你能不能引领这个方向，能不能布局这个方向，在这方面政府往往是无能的，美国政府也是无能的，我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我都参加他们的会议，斯坦福大学是全世界最大的校园，有5000公顷，它这个大学建了200多年，从来没卖过一亩地，它招生就是三千人，而我们的民办大学一招就是几万人，他招3000人，出来之后各个都是人才，而且在学校就培养他们创新创业的意识。我希望深圳真正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有原创，能够在国际上有一些影响力。我的同学在硅谷开公司，他给清华每年捐1个亿，连捐了10年，可是中国人干不过印度人，印度人干不过白人，硅谷就是这样的结构。在深圳你要做一个创新型的“科谷”，谁为你打工？你用谁的“肌肉”？要用国际上的“肌肉”。当然我们抢了一些技术，但是抢得还不够，美国不靠抢，它靠吸引全世界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大家都往美国跑。我们深圳也要形成这样一个氛围，让全世界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往深圳跑，有活力的、没过期的人过来。因为科学向前看，考古向后看，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哲学的方法问题。

　　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说政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在科学技术产业，在“中国科谷”的发展过程中间，政府的作用就是放开放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的力量，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向好的作为这个方向发展。企业也应该珍惜这样一种商业机会，把自己的项目论证好，最后让它能够生根、落地、开花、结果。

石定寰：谢谢杨宜勇先生的很好的意见。我们希望今天到会的各位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大家把发言时间控制一下，给更多人留点时间，下面请王参事介绍一下深圳工业现在的状况。